例如，2018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提案，建议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合宪性审查。

事实上，《反外国制裁法》之所以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主要是因为其遵循了急用先行原则，而不是因为其同宪法的关系紧密程度以及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低于《外商投资法》。[28]如何理解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一论断呢？我国主流宪法学界的主流通说认为，因为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等涉及国家全局的根本问题，它便成为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便成为法律的法律，便取得国家根本法的地位。

龙卫球：《民法依据的独特性——兼论民法与宪法的关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48]我国现行《宪法》中的内容设定性规范非常多，涉及范围也比较广泛，有些表达为宪法要求国家设立特定的制度，比如，该法第14条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上文的分析表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宪法就不再仅仅是公法——私法结构下的公法，也不仅仅是整个法秩序效力位阶层面的最高法，当实证宪法通过内容设定性规范对一些经济、社会乃至环境问题作出规范回应时，其已经从国家政治领域的根本法扩展为国家整体法秩序的根本法。与宪法依据条款相比，这种合宪性说明制度无疑是确保法律草案合宪性的更优立法技术方案，理由有三：首先，该机制要求法律草案起草机关就相关法律草案的合宪性问题作出实质性论证和说明，从而增强参与立法的各个主体以及社会公众关注相关法律草案内容的合宪性问题，尽可能地避免法律草案出现违宪的情况。该制度的具体内涵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法律草案提出机关在提出法律案时，应当在法律草案文本说明中包括制定或者修改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主要内容，涉及合宪性问题的相关意见以及起草过程中对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处理情况。

[62]比如，现行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49]同前注[5]，陈景辉文。除了立宪，议会制的运转也为共和国之命脉所在。

从共和的要义来看，政府权力必须要和立法权力相分离，从而区别于专制制度下国家把公共意志当个人意志来对待的情形。[37]参见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29页。民初中华民国无疑表明中华是全体国民的共和国，即使后来取而代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离开这一宗旨。[92]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至1928年北洋国民政府的终结，整个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军阀间混战、联合再斗争等混乱状态，立宪共和也许早已烟消云散。

[75]这种根基并不牢靠，使得法国在革命时期的宪法一部接着一部。如阿伦特所说，革命之后，虽然权利与权力都可以纳入宪法，但绝不是要体现人民的新的革命权力(new revolutionary power of the people)，[64]相反，是要通过立宪政府来排解革命的继续，从而稳固新的政体。

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首先，就人民一章而言，共有11条，内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颇为简洁。四、立宪共和民初启蒙的现代审视从共和的历史大脉络来看，其自19世纪中叶起逐渐式微，到20世纪上半叶，则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如在当时，五族共和已不绝于书报、口谈，天下人耳熟能详。

吾国之效法西洋文明，实为生存竞争上必不可免之事。[9]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页。问题在于，英国在实行君主立宪之前，已经经历了1640年代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于1649年将查理一世处死，并建立了共和国。[87]在人民不能实质性地享有政治自由而进入公共领域的情形之下，基本权利的文本化对于共和的实现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49]从知识经验来看，立宪与议会制无疑是共和国的内核所在，但以立宪为主轴进行分析可见，民初立宪及制度很快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同时对共和所必须的权威与正当性以及人民主权与人权条款也存在知识上的疏漏。元老院作出的决议，不是命令，也不是一般的建议，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不容忽略的建议。

即便如此，其在实质上远未达到立宪所要求的高度。[76]同样，在议会成立之前，对于选举正式总统与议定宪法孰先孰后亦颇具争议。

虽然两者都以人民观念为本，但对卢梭而言，形成普遍意志的民主过程优位于个人权利以及宪政体制，因为主权者可以决定共同体之任何事务，只要其决断是以制定抽象普遍的法律为之。[37]颇值玩味的是，保皇派代表康有为虽反对革命，却疾呼民权，且在中国可谓是与民主主义相通之民权概念的首创者。[117]革命派则极为乐观地论证中国人有共和国国民的资格。不仅如此，清王朝还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守土长官，而且革命为内政问题，并非排外，国际情势不许瓜分中国，纵令引起干涉，也不足惧。就此与美国的历史经验比较来看，美国革命之万幸恰在于，殖民地人民在与英国对抗之前，就已经以自治体形式组织起来了，用18世纪的话来说，革命并未将他们推入一种自然状态。在对立宪及政体进行共和式解剖之后，自然会触及实际制度应该如何运转这一核心命题。

[28]虽然史学界一般认为辛亥革命的战果最终为袁世凯所篡夺，但就革命本身而言，无疑是胜利的，因为其彻底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100]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政府选择了总统制，而没有采行宋教仁主张的内阁制。

在这些立宪文本中，颇具典型意义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经由其代表去参与法律的制定（第6条），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第16条）。

这便是民初共和国的第二部临时宪法。可惜的是，以革命党为首的民初南京临时政府，未在知识层面充分意识到权威问题。

与美国革命相比较来看，就权威及正当性而言，美国的经验比较精妙或者说机缘巧合地处理好了立国之后权威塑造与正当性寻求这对命题。[91]对于法国来说，革命者将人民推上了国王的位置，将民族主权置于至高无上的国王腾出的位子上。[115]当美国执著于罗马原则，坚持权力属于人民时，他们不是根据一种虚构和一种绝对性，即一个凌驾于一切权威、一切法律之上的国家，而是根据一个正在运作的自治现实，并依法执行受法律限制的权力。[29]所谓革命，当然是由共和来革专制的命，且共和本身所具的革命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因为共和与专制在本质上截然对立。

史学式的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从原理层面阐释辛亥革命与一直与其相随的立宪共和之间的交融关系究竟为何。[69]前引[2]，HannahArendt书，第165页。

[38]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第6337页。虽然地方军阀政府在1922年制定了地方宪法，使湖南独立于北京和广州政府，但是湖南人民从来没有感受过任何具体的自治政府。

[56]从原初罗马共和国的形态来看，其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并非掌握在一个人手中，而是由许多受任期限制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们共享。[99]See Jeremlah W. Jenks，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Republicanism，1 Chinese Soc. Pol. Sci. Rev.11(1916).[100]关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可参见徐立刚：《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制解析》，载孙中山纪念馆编：《大同道路孙中山研究》，南京出版社2010年版。

[120]对于所谓国民意志，宪政共和主义强调在创造宪政体制时必须对其进行自我设限，俾由决断走向制度化，使得宪法能够成为其后在国家范围之内被普遍遵守的最高规范。由此，也可以理解史学界的倾向性结论，即共和革命派获得优胜，甚至全胜。[30]第二，既然共和是专制的对立面，那么走向共和所蕴含的革命性必然要求其划清共和与专制的界限，而不能有所模糊，否则难以革命，也难以走向共和。自治之精神不强固，共和之政治，乌能发达？自治精神者，里也。

要么就是革命之后形成新的立宪政府，使得绝大多数公民的自由得到保障。前者如俄国革命，其保持一种革命政府的事实。

如阿伦特所言，虽然造反(rebellion)和叛乱(revolt)这两个词由来已久，自从中世纪晚期它们的意思就已经明确甚至固定下来了，但是，这些词绝不能表示革命所理解的解放，更不能表示建立了一种新的自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民报》的革命及共和论更在事实层面得到了验证。

当时的湖南省便属此种情形。[124]共和主义的另一代表孙斯坦指出，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在共和主义的制度中，权利都不是先于政治而被赋予的，而是运作良好的审议过程的产物。